3月，一条摄制组在杭州文村，见到了中国唯一的普利兹克奖得主，王澍。与他同行的，还有同样是建筑师的妻子陆文宇。
文村位于富阳区，距离城区尚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，用王澍的话说，“像是一个生态特别好的洞。”
这里是王澍在2012年获得国际建筑界最高奖项后，第一个整村改造项目，涉及34户村民的家。
10年过去，这个原本面目模糊、新旧混杂，被王澍戏称为“鸡肋村”、“半残村”的地方，成为了海外媒体和建筑规划设计领域最有名的村子。
文村沿溪而建，背靠连绵山脉，呈带状分布。村东两段是老村，顺着溪流的方向，分出上村和下村。村西一段，是王澍新建的村子，在溪水的最上游。
春分过后，烟雨不断，我们跟着两位建筑师走街串巷。“这是以前村民们关猪、关牛的地方，这个房子我们当时觉得特别美。”王澍、陆文宇时不时会指着路边一栋土土的房子介绍道。
老村的老房子，多半就地取材，土墙、青砖、石头，会拼砌在一面墙上，墙和墙之间，夹出一段宽窄不一的巷道。漫步其中，能时不时撞见历史的碎片，比如一面孤悬的土墙，门额石匾上的字迹依稀可见，文气十足。
老村里，还穿插着村民自己的小洋楼，也有王澍设计的新农居，用着当地常见的本土材料——土、砖、石、木、竹，但却是全然陌生的组合方式，在村里安然立着，好像在那里很久了。
村西，是王澍亲手规划的、可住24户的新村，每一栋建筑都不一样。还是就地取材，黄色的夯土、抹泥，灰色的杭灰石，还有江南惯见的粉墙黛瓦。
黄、白、灰，构成了王澍心中理想的乡村，这是从文村老村自然生长出来的。不仅仅是材料、风貌，还有独属于文村的空间格局，都被建筑师一一捡拾，放进新农居，构成了“比老村还像老村”的新家园。
“半残村”的称呼，是王澍的发明，是相比于风貌完整、老房子成片的古村落而言，“半残村”既有老房子，也混了很多新房子。
进不了保护名录的这些半残村，占据了目前中国乡村面貌的绝大多数。以浙江省为例，全省3万多个村子，仅有300个能被作为传统村落被保护起来，而剩下的27000个，就可以拆掉。
“浙江的乡村建筑原本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审美水平，绝不逊于欧洲的乡村建筑，且保存相当完整，但仅过了三十年，大半已去，新建筑一味求洋，缺乏文化脉络传承。
我经常会很着急这件事。就是真的是从建筑角度来说，中国文化到了断绝的边缘。每一次想到这件事，我脑子里就想起国歌那句：到了最危急的时刻。这样一个时间段不存在保护还是不保护的选择，而是必须保护。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们来做一下，做一个示范。”
机会在2012年来到，那年5月，49岁的王澍实现了作为建筑师职业生涯的巅峰，拿到了普利兹克奖，绝大部分获此殊荣的建筑师70多岁，比如今年的得主、英国建筑师David Chipperfield，刚过70岁。
同年，他收到由博物馆、美术馆、档案馆组成的富春山馆的设计邀约，作为接手设计的条件，他提出再做一个整村的改造。
随即，启动了针对富阳县299个村子的调查，文村在富阳县299个村里脱颖而出，这个距离县城中心富阳博物馆49公里的“半残村”，迎来了戏剧版的命运转折。
▲老村位于山的阴影里，后来村里往农田对岸扩建，那是妥妥的新农村，被王澍判定为“癌症”，完全没法救了摄/赵赛
选择文村，不仅因为它是浙江27000个村子的典型代表，更因为老村的选址的怪异：坐南朝北。
“这一个地区的土地非常稀缺，他们宁可选择人住的地方差一点，住在山的阴影里，也要把太阳全部留给农田，考虑的是人和自然之间最合适的关系，我觉得特别震撼。”
在2012年，经过为期3年的富阳调查后，富春山馆、文村改造两个项目在富阳相距约50公里的地方同时设计、开工。空间设计，从当地的乡村来，并最终回到这两处新造的房子里。一个是城里的博物馆、一个新农居聚落。
“未来村民看到自家，和县城里的博物馆一样，他们会对自己的村落生出自豪感”，这是2012年王澍主动要求改造村落时，就想好的设计策略。
2012年开始，王澍带着学生们满村调研，打量这些房子的时候，不明所以的村民，热心建议拆掉这些“不好看的老房子”。结果被拆改的，是村民引以为傲的小洋楼。
村东，40多幢明、清、民国时期的民居，在村民的不解中，被建筑师保下、免于被拆。村民觉得好看的、洋气的楼，反而被他们拆了一批、改了一批。
他们的土房子、用来砌猪圈的石头墙，不仅被设计成新村，还登堂入室，成了县里博物馆的建筑立面。
▲整村改造规划图，新村基本按照蓝图实施了，老村边做边改，和起初的设计相距甚远
3、拆/改了14户老村的新房，主要是针对比较难看的新造房；有6户接受拆新换新，原址重建；不同意拆的，则进行了改造，共有8户。
“我们又在老村里做了些小的公共空间，村里公共空间的消失，其实是文化的流失，村子里原来有好几个祠堂，但是在80年代末就被他们全部拆了，卖钱了。只有一处例外，停尸的村公所。关于活着的生活空间全卖了，保留了生活的最后的底线，但是该扔掉的、该卖掉的，其实陆陆续续都卖掉了。”
一切的起点，源于保护村里的老房子，人都住在里面没法修缮，需要有一部分人出来，腾出一点空间去修复。
原本村西有15栋大House的新村建造计划，王澍顺势重新规划了新村，将原本计划的15户改成了24户。造价约2000元/m²，整栋造价在50、60万以内，也便于推广。
“重新规划之后，这个地方能住下24户，而不是15户。原来的老村街巷都很小，汽车是进不去的，但新村汽车可以进去，不仅能进去，而且要保证每一户门前门后，有可能可以停两辆车。”
新村也延续了老村自然编织般的肌理，沿着河边线性生长，每栋房子微微错动，考虑前后左右的建筑开窗、甚至空调机位的隐藏，确保隐私和视野美观。
建筑和风景的关系也被仔细纳入考量，“每一户，你都会发现，从室内可能透过某一个门，看到了外面的远山，从二楼的某个地方，能看到周边的田野。”
“每一栋建筑就像是一个审美照相机，你住在这房子里，你就住在了照相机里，建筑自己会生成照片的，这是中国传统建筑很重要的一个审美的考虑。”
“这个村子里能够正常的看到很多，比如夯土的材料，石砌的材料，粉墙黛瓦当然也有，它其实是很丰富多样的。但一说到江南，就是粉墙黛瓦，非常粗糙的简化，其实我们的文化的丰富性，远超出想象。”
在新村落，王澍用做研究的方式，设计了8个建筑类型，再通过材料的使用上的变化，出现了一共24个变体。
“24户，其实是每一户都不同的。我很强调你的房子，你会通过一些特征很容易地辨别，你也可以跟别人说这是你家，为什么这是你家，这种识别度，或者说归家感。”
王澍用的全部都是当地的材料、当地的做法，但全新的演绎方式，却让房子像是从“原有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感觉”。
通过在村里3年的调研学习，王澍也从村民真实的生活中，提取了丰富的建筑原料：
老村坐南朝北，除了北向开门，每座房子在南面也有一个开口，形成对称的南堂、北堂。在新村，他复刻了这样的空间布局方式，“我们所有的新房，全都有开南北门，这是他们自己文化的延续。”
“我们在村里转的时候，看到几家的妇女会聚在某一户的门前，下着雨她们也淋不着，天晴时，晒着太阳、吹小风，边择菜边聊天，这就是村里一个生活场景，我们在新村的家就设计了小门斗，这样的生活场景就会继续发生。”
在建筑设计中，王澍特地把厨房和卫生间的空间留的比较大，“我们得知村民除了用现代化的灶，还要用柴火灶，也会在厨房和卫生间堆放其他的杂物。”
因为村里有小五金加工和养蚕，王澍设计的24个家里，有一类是上宅下坊的，楼梯直接从户外接入二楼，方便村民在家生产，但是又和生活空间脱开。
他以建筑师的敏锐，捕捉着农民微妙的心态，除了以“自家和县里博物馆是同款”作为策略，打动村民接受设计，在显得气派、有面子这件事情，也做足了功夫——新村的入户门都开得特别高大，还用到了源于礼堂的大跨度的空间、超高的门柱，“殿堂的感觉，不论是中国外国都看得懂。”
在王澍、陆文宇带领一条摄制组在老村里穿街走巷的时候，一位村民拦住了夫妇两，希望能把自家门口的路再修宽一点。
“原来的老村街巷子都很小，汽车是进不去的，我说车开进去你要毁很多房子，而且很重要的，老村已形成了一种编织一样的肌理，整体的这种感觉，一定会被破坏掉。”王澍说。
类似这样“文化”与“实用”的冲突，是10年间，横在建筑师和村民们之间的始终不断的斗争。
在文村，区别一栋房子是不是建筑师的设计，看空调外挂机是否做了隐藏就知道，藏了的，是王澍设计的，没藏的，是村民DIY的。
▲朝南的清水混凝土的檐口，可放置、晾晒物品，藏空调机位；适度做了抬高，确保住户隐私
2016年后，王澍把设计图纸给了村民，其他村民再要建房子，如果采用了他们设计的外墙、院子，就给予奖励。
▲王澍带我们去看一个老房子，是他临安博物馆的设计灵感，结果外墙有一段出于保护，被水泥糊上了，他转了半天，看了又看，终于忍不住问一旁的村支书“你能不能悄悄帮我把这水泥扒下来啊”
村民会在空间最大化和去村里领奖励之间擦边、博弈，比如采用有奖励的外墙设计，但是把原本的设计里，专门藏空调的空间做满，最后把空调放在公共空间。
“我们退一步，他们的陋习就朝前走一步，绝大多数都是这种博弈的状态，但是也很真实。”
在文村的诸多设计里，王澍最念兹在兹的，是院子，“这是天地，中国人的传统里，每家户是要有天有地，这是我们的文化。”
在24个家里，他设计了多种形态不一的院子。大的、小的、方的、窄条的，堪称院子设计大全，所有的院子都没超过10m²。
“浙江所有的新村大部分都是没有院子的，农民很简单，一个宅基地一般是10x10米，面积约100m²的一个宅基地，他全部要占满，一点都不会留下，修了房子之后，再通过种种小动作来侵占公共空间，基本上乡村都是这一个模式。”
▲很多村民的天井院子，加盖了玻璃屋顶，遮雨、透气，依然可以接天地 摄/赵赛
“我跟政府谈，其实是宅基地政策有问题，中国传统的房子要有院子，宅基地要有一点进深，否则这院子做不出来，所以它应该是一个长方形宅基地，但浙江的政策就是个方块。”
最终王澍争取到10个m²以内，不算在宅基地面积，“老百姓很实在，你算进来真的不会要。”
“有改成棋牌室的，也有一家，自己动手摆了很多假山、盆景，还弄了个瀑布。”王澍说。
“建筑师工作，很有意思的一面，就是你设计了场景之后，就像设计了一个空的舞台，然后你退出来，看你设想的那个事儿会不会发生，像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。”
新村24户，最终有13户签约要王澍新造的房子，剩余11户，最终归村集体所有。
除了房子看不懂，最直接的原因，还是算账，按照村民自建，想尽办法来侵占，当地的房屋面积可以建到360m²，选择王澍，则只有250m²。
老人不接受，那时年轻人已经知道有一位叫做王澍的建筑师来村里盖房，在上网搜了名字之后，发现“这么牛的建筑师”，连夜回家和父母开家庭会议，主张要房子。
老人们却岿然不动“他再有名，跟我有啥关系。”镇里、村里的干部带着图纸，一家家和村民谈，村里还专门制作了很多展板，希望赢得村民的青睐。好不容易签了约，又有反悔的，几经折腾，最终落定13户。
新房刚造好，没选的村民就开始后悔了，起因是在施工建造阶段，施工队就有人想要花100万收房子，陆续有城里人过来，想要收这些房子，一度叫价叫到了300万、800万一栋。
拥有1号选房权的村民，把24套房子逐个睡了一晚，最后选中了如今的家，位于村西端头的第二排第一栋，建筑原型来自上世纪70年代农村的礼堂，黄色的抹泥墙，高高的门柱。
他的邻居，在拿到新房后，迅速用抹泥的工艺，完成了室内设计，把家改成村里第一家民宿，至今积攒了一批来村里度周末的上海、杭州的熟客。
一条摄制组在村子走访期间，问及村民当初不选的原因，60后村民娟娟说“当时就有一个样板房，还有一些图板，但是谁也看不懂，谁也没想到新房子能这么好，马路能这么宽敞、干净。”
文村新村交付后的一年，40多公里开外的富阳城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：2017年12月，由博物馆、美术馆、档案馆组成的富春山馆整体开馆。
如王澍曾经预想，同样的建筑材料、同样的做法，出现在城里规格最高、最重要的建筑上。
即便没有城里的博物馆，村民们，也一定从后来持续不断来村里学习的外地干部，不断来村里住个周末的游客的表情上，明白了些什么。
“2016年，村子造好之后，省里觉得很成功，那年年末，浙江省的建设工作会议，就在这开现场会，主管建设的副省长，全浙江省91个县级单位管建设的副市长、副区长、副县长全部到这里开会，来看样板。”
王澍始终记得2012年，第一次带省里的领导来现场的时候，脸上惊愕的表情。后面有人在小声说，“王老师有什么本事把这一堆破烂改造好”。
文村也成了周边村落造房子时学习的榜样，以文村为核心，附近的村落，逐渐开始按照文村用到的外墙如杭灰石，设计自己的家。曾经砌猪圈的石墙，已经变成很多民居的外墙。
这不得不提当初造文村时，王澍特地邀请了附近的石匠来参与，如今参与施工的师傅，也以文村为中心，将建造技艺如同水波纹一样，向四里八乡传播出去。
村民如今文村老一辈，有不少人，爱用新村的照片当微信头像，这些比老村还像老村的房子，成了他们的骄傲。
“王澍”这一个名字，成了村民心里最神圣的名字，听说王澍要回村里接受采访，60后阿姐娟娟连忙把预定要进行采访的房子，仔细打扫了一遍，“房子是王澍老师的孩子，要是不干净，怕他看到了会伤心。”
